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（２），是答陈百年先生的《一夫多 的新护符》（３）的，据说，《现代评论》不给登他们的答辩，又无处可投，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，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。诚然，《妇女杂志》（４）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，想起来⽑骨悚然，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，在国中竟会联成一气。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，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。况且，看《现代评论》的豫告，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，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。
但待到看见印成的《现代评论》的时候，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，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（５）详得多，但是委屈得很，只能在这无聊的《莽原》（６）上。我于他们三位都是 识之至，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 伦理心理之类，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。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国中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，——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，但外国是外国。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満口“流弊流弊”（７），是论利害，不像论是非，莫明其妙。
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，读来却痛快——“…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，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，法律所不 止的，道德尽可加以止。例如拍马吹牛，似乎不是法律所止的…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 ，认为无损人格么？”
这我敢回答：是不能容许的。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：例如女人被強 ，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，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強，认为无须杀自么？章先生的驳文（８）似乎 昂些，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，攻击者便源源而来，就疑心到“教授”的头衔上去。那么，继起者就有“拍马”的嫌疑了，我想未必。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，却也许是实情，因此从论敌看来，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，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。
十一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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